见义勇为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0年8月25日 浏览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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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中,行为主体不应具有救助义务,但与合同约定,主导行为,危险共同产生义务的人在特定情况下仍须确认见义勇为的行为。"该行为应面临正在发生的身体伤害风险,但在行为人没有风险且作出了较大贡献的情况下被认为具有危险性。行为要有益于他人,要主观客观同时利他。行为结果要弱化,包括被救者的受益,行为人的弱化和被救者所受的损害。被救者利益的弱化意味着救助行为一定不能成功;受损害人损害的减弱不超过必要限度;且损害的存在不影响勇敢的认定,除非施救人有重大过失或者故意。

见义勇为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一、见义勇为之主体:救助人无作为义务

学界通说认为,见义勇为的行为主体不应具有相应救助义务,但救助义务来源的具体内涵与外延仍然悬而未决。根据学界通说,作为义务来源包括:法律规定、合同约定、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先行行为等。实践中“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可被包含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之中,加之危险共同体在见义勇为的行政实践中问题较多,下文将分析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先行行为和危险共同体四个方面。

(一)法定救助义务的排除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负有救助义务的人员包括两类:其一,以义务正面规定,例如现役军人、人民警察、消防员、执业医师、监护人、父母、成年子女、家庭成员,他们均负有对特定人群的救助义务。其二,以责任反面界定。此类规范主要集中在《刑法》和《侵权责任法》,前者如遗弃罪(第133条),后者包括公共场所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责任(第37条)、教育机构责任(第39、40条),法律通过使部分群体负担责任为他们设置相应的作为义务。

见义勇为行政确认的实践通行做法是排除法定救助义务,在统计的371件案例中,有364件(占98.1%)不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未来应当予以坚持。理由在于:其一,负有法定救助义务者实施救助行为是分内之事,法定救助义务的来源可类型化为特定职业和家庭亲密关系,前者包括军人警察等,后者包括监护人、父母与成年子女、其他家庭成员。一方面,理性人在职业选择时应当已经充分了解特定职业的职责,既已做出选择,就应推定其自愿承受相应的救助义务;另一方面,家庭一般由血亲或拟制血亲成立,主流的伦理道德要求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救助,将家庭成员之间的救助纳入见义勇为将挑战公众的认知,有损法律的权威。其二,未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将会面临法律责任。以责任反推义务的群体自不必言,军人、警察、消防员和执业医师未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也会遭受行政处分甚至刑事处罚,若将此类群体纳入见义勇为,则会使见义勇为与法律责任相并列,有违见义勇为的道德崇高性。笔者统计的案例中出现了7例主体负有法定义务的情形,其确认见义勇为的理由有违立法本意,上述案例中见义勇为人均为“休假的军人”,由于休假的军人仍属现役,《国防法》规定现役军人应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将他们纳入见义勇为范围不符合法律的明确规定。

(二)约定救助义务之衡平

将负有约定救助义务的人员排除在见义勇为之外是学界的通说。但是,实践中负有约定义务的保安实施见义勇为的事迹时有发生。珠海市甚至颁布条例,规定保安员、治安巡防员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可以确认为见义勇为。此外,在笔者统计的371个案例中,也有8个(占2.2%)见义勇为者负有约定的救助义务。可见,实践中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纳入见义勇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基于比例原则,在权益未获完全保障或事迹未充分宣传表彰时,负有约定救助义务的人员应当被纳入见义勇为。比例原则一般适用于侵益型行政行为,但随着给付行政和非权力行政的发展,比例原则也渐渐扩展到授益型行政行为,而其核心由“禁止过度侵害”扩展到涵盖“禁止过度资助”,这也是考虑到过度资助可能会对公共资金的不当适用,有损公共利益。见义勇为人员被行政确认之后,将会获得奖金及其他政策优待,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当属授益型行政行为,可以适用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检视过程主要发生在手段与目的之间,即行政行为与其目的,具体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此处需审视的手段是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行为,目的是表彰宣传见义勇为行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进而弘扬社会正气,而特定情形下上述手段均符合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的要求。其一,纳入符合适当性原则。将负有约定救助义务的人员纳入见义勇为有助于扩大表彰范围,树立更多的先进典型,更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其二,特定情形下纳入是必要的。为了避免过度资助,如果有其他手段可以保护负有约定救助义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宣传其见义勇为进而弘扬社会正气,就无需归入见义勇为。单就权益保护而言,负有约定救助义务的人员一般为劳动者,应然之下可以通过工伤保险或用人者责任获得补偿。但是由于劳动者在人格与经济上从属于用人单位,现实中用人单位未购买工伤保险的不在少数,此时劳动者就需直接向用人单位索赔,而强势的用人单位可能会用尽各种办法来逃避或拖延,极大损害劳动者的权益。此外,由于财力有限,用人单位很可能对本单位员工的见义勇为表彰宣传不够,甚至不予表彰,起不到弘扬社会正气的目的。其三,均衡性的检视。特定情形下将负有约定救助义务的人员纳入见义勇为是适当与必要的,但此类人员救助他人或多或少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因此其见义勇为表彰定级应当适当降低,与弘扬社会正气的目的相称。

(三)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甄别

先行行为是指行为人先前实施的导致法益处于危险状态的行为,但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具体要件仍不明确。行政确认在实践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刑法与民法学界均对上述问题有涉及,前者集中在不作为犯罪讨论,后者则集中在不作为侵权领域,上述两者一旦构成当然产生作为义务,进而排除见义勇为的适用。就制裁力度而言,侵权责任法必然不及刑法,因此不作为侵权的调整范围大于不作为犯罪。如果以不作为犯罪理论分析见义勇为的主体要件,就可能出现某些见义勇为人员同时承担侵权责任的尴尬,这与见义勇为的道德高尚性相悖,不便于见义勇为的宣传。因此,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应当立足于不作为侵权理论。

对于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国内侵权法学者论述较少,且未明晰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要件,《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完整界定了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条件,可予以借鉴。根据《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人身与精神损害》第39条,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条件包括:其一,先行行为须创设了持续性人身损害风险,即先行行为一经实施,风险即产生,并可能在将来造成人身损害。其二,该风险须具备先行行为的行为特征(a type of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duct),即在社会一般观念中,先行行为可导致该风险发生,应当进行个案判断。其三,先行行为不必为侵权行为。由此,如果行为人实施了在先的行为,该行为创设了可能造成持续性人身损失的风险,并且该风险与先行行为紧密相关,同时分配给行为人作为义务在个案中并不会违背社会一般观念,作为义务产生。已经产生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人的后续行为当然不能被确认为见义勇为。回归到“带队领导救火”一案,学徒的不当施工引发了持续性人身损害风险,并且已经导致了火灾,学徒产生了扑灭火灾的义务,带队领导未正确指引学徒操作导致火灾发生,对火灾的发生“贡献”了原因力,有义务扑灭火灾,因此救火行为不应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这也与行政机关的最终评审意见一致。

(四)危险共同体产生救助义务的辨明

在见义勇为行政确认的司法裁判中,不止一次出现“救助落水同伴”被驳回见义勇为申请的案例,理由均是同伴遇险时自己负有施救的义务。在统计的371件案件中,也有3个案件(占0.8%)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人形成了危险共同体。足见危险共同体适用见义勇仍有讨论的空间。

对于共同登山、共同徒步、共同游泳等共同参加带有一定危险性质的活动,同行人之间是否形成危险共同体、是否产生救助的作为义务一直是困扰学界和实务界的难题。危险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活动是人类社交的重要手段,如果仅凭成立危险共同体就认定成员之间负有救助义务,则会给一般人附加过重的负担,人们会畏于承担责任避免结伴出游,发展社交成为奢望。德国刑法学家罗克辛也意识到上述问题,危险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救助义务应当被限缩。罗克辛认为,在个人人格自治的原则下,个人对自己的安全负有保护义务,危险共同体的成员并非天然负有保护彼此的义务,应当考虑具体案情,只有通过一定的信赖行为接管了保护义务时,救助义务才得以成立,这种信赖行为典型如登山者之间用保险绳连在一起。如果仅凭危险共同体成立就认定其成员之间负有救助义务,这相当于通过设置责任强制救助,而若限缩危险共同体的救助义务,辅以见义勇为鼓励救助,现实效果可能更好。而见义勇为鼓励救助,救助人获得奖励的期待可能变为现实,可以很好地消弭上述道德风险。因此,应当限缩危险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义务范围,并可采用上述罗克辛的认定标准。回到前文提及的救助落水同伴的案例,同学之间相约一同游泳当属成立危险共同体,如果被救助人并未通过一定的信赖行为将自身的法益保护职责交给救助人,救助人就不负有对被救助人的作为义务,可以确认为见义勇为。由此,在审查危险共同体的案件时,应当结合具体案情,着重关注被救助人是否明示或以行为将自身的法益保护职责转交救助人,不能一律否定危险共同体成立见义勇为的可能。

见义勇为认定的主体义务排除要件应当坚持以下四点:其一,排除法律明确规定的负有救助义务的人员;其二,因合同约定负有救助义务的人员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手段获得权益的救济,或者其行为得不到足够的宣传表彰时,此类人员应当纳入见义勇为的范畴;其三,救助过程存在在先的先行行为,如果该行为产生了持续性的人身损害风险,并且该风险与先行行为紧密相关,则产生作为义务,先行行为人后续的行为不构成见义勇为;其四,若形成共同游泳、共同登山、共同徒步等危险共同体,其成员只有在明示或以一定的信赖行为将自身的法益保护义务交给同伴时,同伴才产生救助义务,否则均应纳入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之行为:危险性与利他性

在行为方面,见义勇为应当符合利他性、危险性与紧迫性,其中紧迫性可作为“危险的必要”与危险性合并讨论。

(一)危险性之辨明

见义勇为应当具有危险性是学界的通说,实践中也是如此。在统计的371个案例中,见义勇为的行为类型包括救助落水(128件,占34.5%)、扑救火灾(39件,10.5 %)、制止犯罪(110件,占29.6%)、车船事故救人(34件,占9.2%)、抢险救灾救人(22件,占5.9%)、毒气池救人(10件,占2.7%)、协助抓捕(5件,占1.2%)、解救被困人员(17件,占4.6%)、搀扶劝架(6件,占1.6%)。绝大多数案件(363个,占97.8%)的救助人均面临了危险,只有8个(占2.2%)案例的当事人实施救助行为时不存在危险。由此,见义勇为内涵的危险性是实践的通说,但仍需进一步细化。

判断危险性应当以救助人客观上面临生命健康等人身危险为原则,救助行为不存在危险但救助人有较大贡献为例外。由于见义勇为危险性的具体判断标准在学界讨论较少,笔者主要结合国内外见义勇为的实践分析归纳。在统计的371个案例中,有363个案例中救助人客观遭遇了危险,且均为人身性质的,其中有158个(占43.5%)救助人遭受了实际的人身损害。在这158个救助人中,有63位(占39.9%)受到较重人身损害(包括但不限于轻伤、重伤)、19位(占12%)受到较轻人身损害(包括但不限于轻微伤),甚至有76位(占48.1%)壮烈牺牲。同时,国外类似制度也采人身危险标准,典型如美国卡耐基英雄基金(Carnegie Hero Fund),其评审标准第一条就规定:“救助者必须是自主自愿地将自己的生命置于超乎平常的危险境地”。结合国内外的相关实践,危险性应当是指救助人实施行为时可能受到生命健康等人身损害的风险。此外,在371个案例中也还有8位当事人未面临危险的情形。及时报警和救助倒地的乞丐当然不具有危险性,但当下我国整体社会风气冷漠,有必要适当降低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以引导社会风气的改良。这也可能导致见义勇为与好人好事相混淆,应当从量上区分,以救助人的贡献程度,即被救助人的受益程度判断,只有在贡献较大时才得以认定见义勇为。同时,由于救助行为不存在危险,见义勇为的表彰定级应当降低。

就时间要件而言,救助行为必须发生于正在进行的危险中,以保护法益的必要性为依据。根据具体的行为类型,见义勇为可分为制止侵害型、协助抓捕型与救灾救人型,其中制止侵害型与正当防卫存在极大的重合,因此正当防卫中有关防卫时间的要求值得借鉴。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即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但在具体案件中,不法侵害开始与结束的具体时间节点较难判断,需要额外的理论供给。有学者认为,根据正当防卫“个人保全”和“法的确证”的法理,“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仅从时间概念上考虑是不够的,应当以防卫行为对于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是否必要为根本依据,即正当防卫不受限于不法侵害已经着手尚未结束,即使仍处于预备阶段,只要符合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的要求,正当防卫在时间要件上即成立。结合正当防卫制度目的与本质细化其时间要件,保持了制度逻辑与制度实施上的一贯性,有其内在的正当性。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借助行为目的加以判断,值得见义勇为的所有行为类型借鉴,制止侵害型自不必言,协助抓捕型与救灾救人型也具有法益保护的行为目的,同样可参照适用。相较于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包括个人私益与社会公益,只要法益仍然存在被损害的危险,即符合见义勇为的时间要件。虽然这有可能扩大见义勇为的范围,但只要能改善冷漠的社会风气,一定的制度成本是可以接受的。

(二)利他性之识别

利他性是见义勇为道德高尚并值得表彰奖励的关键,笔者统计的371个案例无一例外地都符合利他性标准。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应当坚持高标准的利他性要求,这是因为利他行为属于道德金字塔的上层。美国学者富勒将道德分为愿望道德和义务道德,前者是人类所能达到最高境界的卓越道德,例如积极关爱他人;后者是使社会井然有序或进一步达成特定目标的基本规则,例如不得伤害他人。即使利他行为不存在,社会依然可以有序运转,但是如果人人均只顾及自己事务,那么人类所期望达到的最高境界不会来临。因此,利他性行为应当属于愿望道德,位于道德金字塔的上层。又由于见义勇为人员享有“特权”般的政策奖励与优待,必然要求对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严格把关。纵观全国数十个省市出台的见义勇为相关条例,见义勇为行为一旦被认定,行为主体不仅可获得奖金形式的物质奖励,还可获得诸如子女优先入学、优先配套保障性住房、优先落户等政策上的优待。这在结果上形成了见义勇为人员的“特权”,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霍菲尔德认为,特权与无权利始终为相关关系,见义勇为人员在拥有政策优待的特权时,其他公民通常并不具有这些权利,权利分配的不公平已然形成。如果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标准过低,将会引发一般民众的强烈不满。由于社会风气的日渐冷漠,通过降低见义勇为认定标准来扩张见义勇为范围势在必行,但作为见义勇为核心要件的利他性仍应维持高标准,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民众对于见义勇为范围扩张的怀疑与不满。

利他性的高标准体现在主客观的双重利他。由于学理通说认为见义勇为属于无因管理,利他性的细化可借鉴无因管理中的“事务属他性”要件来判断。由此,主观的利他是指救助人主观上有为他人的意思,但并不要求救助人将利他的意思表示于外,只需存于内心即可。客观的利他是指救助行为在客观上利于他人,即符合一般社会观念或公共利益。这也排除了“帮倒忙”的救助行为。如幼儿园模拟歹徒攻击校园,路人误认为有险情存在挺身而出制服“歹徒”。虽然救助人主观有利他的意思,但是救助人的行为在客观上并没有利于他人,甚至妨碍了幼儿园演练的正常进行,不宜认定为见义勇为。此外,即使救助行为不是被救助人所期望的,但若符合公共利益,也应认定其为适法的无因管理,从而在客观上利他,仍可成立见义勇为,例如救助轻生母女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救助人主观上具有利他的意思仍需通过客观的救助行为来判断,只需审视救助行为客观的利他性,只有利害关系人提出救助人主观上并无利他的意思时,主观利他性的审查方才启动。

基于上述分析,见义勇为危险性的判别应当细化为两点:其一,以救助人面临生命健康等人身危险为原则,以救助行为不存在危险但救助人有较大贡献为例外;其二,危险应当正在进行中,以是否有保护法益的必要为依据。由于利他行为的道德高尚性与见义勇为人员的“特权”,应当坚持利他性识别的高标准,即在主客观同时利他:主观是指救助人存在利他的意思;客观是指救助行为应当符合一般社会观念或公共利益。

三、见义勇为之行为结果:多向度的结果弱化

见义勇为的行为结果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受益结果,即救助行为是否成功;二是损害结果,即救助行为对救助人、加害人或被救助人造成损害。在见义勇为行政确认中,上述两个方向的行为结果要求均应弱化。

(一)救助行为受益结果的弱化

见义勇为不要求救助行为必须成功,这不仅是学界通说,也是见义勇为行政确认实践的通行做法。在笔者统计的371件案件中,有42件(占11.3%)救助行为未能成功,典型如救助落水儿童未成功被救助人死亡、被砍伤左臂却未能成功抓捕犯罪嫌疑人。如前所述,见义勇为行为具有危险性,特别是在同犯罪分子做斗争或抢险救灾过程中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极高,行为的结果并非救助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见义勇为弘扬的并非救助成功的结果本身,而是见义勇为行为以及其为他人提供了安全保障的精神,因此对救助行为并不要求必须成功。

在救助行为未获成功时,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确认为见义勇为?笔者认为,须救助行为已经着手实施。在时间节点上,如果救助行为尚在准备,则其行为没有被表彰的必要,具体的判断标准可参照刑法中的着手理论。刑法上的着手理论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之分,前者把危险性作为刑法评价的基点,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的危险性为判断标准;后者以行为及其实际危害作为刑法评价的基点,主张在客观行为的危险中探寻未遂犯的处罚根据。自近代以来,无论是德日还是英美,着手理论的发展都表现出从客观论转向主观论的倾向,这是因为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作为判断依据更有利于为未遂犯处罚范围的扩张提供正当性依据,更有利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在见义勇为行政确认中却应当采用客观说。着手是刑事不法可罚的起点,为了国家与社会安全的需要,刑事可罚的范围可以适度扩张。然而,针对行为作出判断的见义勇为行政确认,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不应成为见义勇为行为是否着手的主要标准。因为赋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是公权力对个人的表彰,具有典型的宣传意义,仅凭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来确认见义勇为实属荒谬,此种典型也将被公众所不屑。因此,只有在救助人客观上已经开始实施救助行为时,此种行为才有可能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二)救助行为造成损害结果的弱化

见义勇为发生时事态一般较为紧急,行为人往往没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并采取最佳的救助方法,有可能造成对被救助人、侵害人或者自身的损害。其中,救助行为造成自身损害当然不属见义勇为确认的要件,毫发无伤的见义勇为者一般均是运用了较为合理的救助方式,更加值得宣传表彰。

当救助行为对被救助人造成损害时,不应当排除在见义勇为之外,除非救助人对损害的结果具有重大过失或故意。救助人故意自不必言,争议集中在重大过失。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救助行为造成被救助人损害集中体现在《民法总则》第184条,其对救助人责任的完全豁免过度扩张了救助人的自由,被救助人的利益面临“任人宰割”的危险。应当回归《民法总则》三审稿及大会审议稿,添加救助人重大过失不免责的但书条款。事实上,大会审议中各位代表提出,保留但书条款“不能完全消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不利于倡导培育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这反映了他们对民法中重大过失的认识不足。重大过失对应的注意义务为一般人所能注意之起点,即一般人最低的注意义务。如果救助人违反了一般人最起码的注意义务造成被救助人损害,这样的救助不可能成为赖以改良社会风气之典型,公众只会记住救助人的愚蠢与无知。因此,除非救助人对损害存在重大过失,救助行为造成被救助人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仅就救助行为造成被救助人损害,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与民事责任豁免应采同一标准。将救助人的注意程度确定为一般人最低的注意义务扩张了见义勇为行政确认的范围,可在公众接受的范围内树立尽量多的典型以弘扬社会正气。此外,当救助人对被救助人的损失存在较轻过失时,其见义勇为的表彰等级应当降低。

当救助行为造成侵害人损害时,应当适用正当防卫理论,确定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为了非本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实施的正当防卫是典型的见义勇为行为,判定见义勇为是否成立时,可类推适用正当防卫相关理论。在审查是否构成防卫过当时,我国司法实践存在只看结果,不分是非的唯结果论,“赵宇案”中公安与检察机关最初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与防卫过当就是例证,反映出实践中并未完全正确理解《刑法》第20条第2款有关防卫过当的要求。学界对上述认识多有批判,认为是否防卫过当的判断应当设身处地的站在防卫人的角度,结合防卫人的实际能力以及当时所能获得的信息进行判断。而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检视:如果不采取某种防卫手段就不能制止不法侵害,或者虽可能制止但会为防卫人带来人身或财产安全不合理的风险。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著名的“昆山龙哥案”“涞源反杀案”中,虽然防卫人导致被防卫人死亡,但法院均以未超出必要限度认定构成正当防卫,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正当防卫中必要限度的认识也愈发科学化。而当救助人造成加害人损害时,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站在救助人的角度上,分析救助人造成的损失是否超出必要限度。构成正当防卫的救助行为当然无刑事责任,又由于《民法总则》第181条的规定,构成正当防卫的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应当对正当防卫作出完全正向的评价。如果此种救助行为符合见义勇为的其他要件,没有理由不给予行政确认。

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中结果要件应当弱化,包括受益结果与损害结果。前者不要求救助行为必须成功,但救助人必须已着手实施救助行为,并以救助行为的客观实施为准。后者又分为对被救助人与侵害人的损害,只要救助人达到了一般人最起码的注意义务,对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即不影响见义勇为的认定;如果救助行为对侵害人造成损害,并且损害没有超出必要限度的,则不影响见义勇为的确认。

四、结语

见义勇为行政确认的判断应当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扩大认定范围,以期通过更多见义勇为事迹的宣传表彰来引导社会风气的改良;二是保持审慎性,根据各地的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见义勇为一旦被评定,其实施主体不仅会获得奖金的直接物质奖励,还会获得包括子女教育、医疗、税收、就业等多方面的政策优待,为了避免社会不公,应当严格谨慎把控见义勇为的认定过程。具体而言,见义勇为的行政确认应当坚持行为主体无救助义务、行为利他并存在危险以及行为结果弱化。

如何看待湖南永州一名男同学因阻止猥亵男子逃跑致其受伤遭刑拘?不属于见义勇为吗?

1、确定事实是什么。

看新闻介绍,事实是抓到人后为了出气而打一顿,弄成轻伤,按法律规定这是妥妥的故意伤害。果然新闻要不是新京报和澎湃出品,连谣都不会造了。

但是按官方通报,事实是在抓捕过程中弄伤的。

不能放图了,大概内容就是:

胡某于8月21日被刑事拘留。

经查,6月1日18时36分许,在冷水滩某商场,雷某(66年生)用手臂故意碰撞艾某(2002年生)胸部,艾某的同行男友胡某与雷某发生争执。后双方到商场监控室查看监控过程中,雷某借机跑出监控室,胡某追至商场外停车场,两次脚踢雷某,但未踢中,第三次脚踢雷某致其倒地受伤。

经法医鉴定,雷某右肱骨头粉碎性骨折,右股骨头粗隆间粉碎性骨折,均为新鲜骨折,两处分别构成轻伤一级。

另外在新闻中提及的一个事实是:胡某当时手上有伤。

2、不是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是个民法概念,它也只能免除民事责任。把民法概念用于刑事责任的确认是张冠李戴。

类似的错误逻辑是:《民法典》从来没规定踢人有罪,所以胡某应当无罪。

3、属正当的法令行为

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抓捕、扭送现行犯是任何公民的权利。在这种场景下,无论与被猥亵的艾某之间是何种关系,任何一个人都有权把逃跑的雷某制服并扭送公安机关。

另外实务中也有观点认为,抓捕正在逃跑的犯罪嫌疑人属于正当防卫。但无论以哪种观点,这都是正当理由,并不违法。

既然不违法,那就没有犯罪的故意。只要所使用的暴力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就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4、暴力程度合适

要注意的细节是:胡某手上有伤。所以他在抓捕的过程中,不可能用手抓人,只能用脚。

在抓捕的紧急情况下,为阻止雷某逃跑而踹上一脚,也是很合理的事。

而且按官方的案情描述,就只是一脚,没有后续的继续伤害行为。如果他不是对着雷某往死里来一发穿心脚,那作为普通人,这一脚并没有超出正常抓捕所能使用的暴力尺度。

综上,这就是个正当的抓捕过程中致嫌疑人受伤,民事责任都未必会有,更谈不上刑事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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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下载个wpsOFFICE(金山的)手机办公软件,支持在手机上做。也可以下载一个OFFICE mobile(微软的),和电脑版OFFICE PPT一模一样还可以下载一个一键生成,在线制作PPT 1、首先用PPT2016打开要编辑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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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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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1日
新《消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新消法消费欺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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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1日
发律师函要1000块吗,为什么不直接起诉而发律师函,出具一份律师函多少钱, 发个律师函多少钱,委托律师发律师函要多少钱,发一次律师函的价格, 为了四万发一份律师函多少钱,委托律师发律师函大概需要多少钱,叫律师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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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1日
我只知道女方资产200万,而男方没有200万。 女方贷款房即使还不起贷,卖掉后她还是有200万。 难不成自带200万资产的女孩子已经多如牦牛了吗??还要被如此嫌弃 ……………… 再说说让女方把房子过户给父母这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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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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